在人均負債的社會里，活得“無債一身輕”的人，正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。

 

最新數據顯示，我國18至35歲人群中，真正零負債的僅占13%，其余九成都背負著房貸、車貸或消費貸。當傳統消費主力被債務鎖住手腳，這群“零負債自由人”突然成了刺激內需的“香餑餑”。但這背后的邏輯，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。

“我不覺得這是什么特別的生活方式，只是不想把未來三十年都抵押出去。”

說這話的李銘今年29歲，在杭州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，月薪一萬二。和許多同齡人不同，他不買房、不買車，連信用卡都不辦。每天騎共享單車上下班，租住在離公司三站地鐵的老小區。在同事們為每月房貸焦頭爛額時，他的銀行賬戶里靜靜躺著足夠生活一年的存款。

像李銘這樣的年輕人正在形成一個特殊群體。他們不一定收入很高，但一定精打細算；不一定生活奢華，但一定內心從容。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，他們選擇了另一條路：拒絕被負債綁架，用物質的簡樸換取精神的自由。

央行數據顯示，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已高達61.9%，意味著普通家庭已將未來數十年的收入提前預支。而在這片債務海洋中，零負債人群就像一座座孤島——數量稀少，卻異常穩固。

曾幾何時，零負債者常被貼上“不思進取”“躺平一族”的標簽。但當經濟環境發生變化，他們的價值被重新發現。

“這其實反映了一個深層問題，”經濟學家王教授指出，“當我們需要依靠不負債的人群來拉動消費時，說明傳統消費模式已經碰到天花板。”

過去幾十年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居民加杠桿消費，特別是房地產市場。但隨著居民債務水平接近極限，這條老路越走越窄。于是，那些“無債一身輕”的人，自然進入了政策視野。

零負債人群真的能成為消費主力軍嗎？

撬動零負債消費？可能想錯了方向

陳靜是一位32歲的幼兒園老師，月薪五千，沒有任何負債。她每月固定儲蓄兩千元，只花一千五在日常開銷上。“我不是不想消費，而是不敢。”她坦言，“我不知道明年工資會不會漲，不知道父母生病要花多少錢。”

陳靜的擔憂代表了零負債人群的普遍心態。他們不是沒有消費能力，而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充滿警惕。 教育、醫療、養老三項支出已占家庭總支出的45%，而居民收入增速卻相對緩慢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零負債成為了一種自我保護策略。

去年我國居民儲蓄率高達45%，創近十年新高。這充分說明：問題不在于人們有沒有錢，而在于人們敢不敢花錢。當社會保障不夠完善，收入預期不夠穩定時，理性的人都會選擇多存錢、少負債。

零負債人群并非鐵板一塊。他們中有的是主動選擇，追求精神自由；有的是被動接受，在有限資源中創造幸福。

 

主動選擇者如李銘，他們經過深思熟慮，決定擺脫債務枷鎖。“我更在乎每天能夠六點下班，周末能夠去爬山、看書。”在他看來，這種生活品質比住在豪宅里更重要。

被動接受者則多因收入有限，無法承擔債務壓力。但他們發展出了一套生存智慧：精打細算，量入為出，在有限條件下創造最大幸福感。

有趣的是，零負債人群往往擁有更好的心理狀態。 沒有每月還款壓力，他們能更從容地面對工作與生活。當同事為還貸不敢辭職時，他們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職業方向。這種自由度，在經濟下行期顯得尤為珍貴。

零負債從個人財務選擇演變為社會現象，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。

房價收入比失衡是首要原因。在多數一二線城市，普通工薪階層需要工作三四十年才能買得起房。面對如此高的門檻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“退出游戲”。

消費觀念的代際變遷也很關鍵。相比父輩，年輕一代更注重即時體驗和生活品質。他們寧愿花錢旅行、學習新技能，也不愿為了一套房子犧牲二三十年的生活質量。

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透明化也不可忽視。今天的年輕人能輕易獲取金融知識，了解負債風險。他們看到上一代人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，自然會更加謹慎。

這種變化正在悄然重塑社會價值觀。 傳統上，有房有車是成功標志；而現在，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這種標準。零負債生活不再是“失敗”代名詞，而成為了一種值得尊重的選擇。

將零負債人群視為內需“救星”，這個想法本身就值得商榷。它至少說明了三個問題：

第一，傳統消費增長模式已到瓶頸。 依靠居民加杠桿拉動消費的做法，接近極限。

第二，收入分配問題亟待解決。 零負債人群之所以消費謹慎，根本原因在于收入不足或收入預期不穩定。

第三，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。 人們不敢消費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簡單呼吁零負債人群多消費，無異于本末倒置。 真正需要做的，是改善整體經濟環境，提高居民收入，完善社會保障，讓所有人都能安心消費。